太興六年已經(jīng)即將走到了末尾。

雖然說斐潛和曹操依舊在對峙，但是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其實都將目標轉向了舊有的那些勢力。

或許是一種巧合，或許也是一種必然。

有時候斐潛會在想，為什么三國在后世會是一個持久吸引了許多人的時間段，或許是因為這個時間段里面的人物，或許是因為在其中發(fā)生的故事,但是更多的，依舊是在這一段混亂之中碰撞出來的那些人性的光華。

不僅僅是有光明的，也有黑暗的。

有卑劣的出賣，也有璀璨的忠義。

每人，從皇帝到士族，然后再到普通的百姓,都在這樣的混亂碰撞之中，迷茫,尋找,掙扎?；实鄄恢来鬂h怎么了，士族知道怎么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做，百姓最能體會到了其中的慘痛和苦楚，但是說不出來。

亂世的掙扎，才是三國。

將一個碩大的大漢王朝摔碎了給人看……

零散，破碎，不成型。

每一片都是大漢，每一片也都不是大漢。

有人想要重新建一個，有人想要將其補完整。

而現(xiàn)在,曹操朝著荊棘邁開了腿，舉起了刀。

但是有人認為曹操這樣做沒意思……

或許是因為這些人覺得社會的變革，時代的變遷，跟他們沒有什么關系。一個新的時代和舊的時代的碰撞,文化的演變,能讓他們多吃一碗粉么？就像是潁川傳來了變化和消息的時候，還有一些人根本不在意,只是在研究著自己究竟能不能在青龍寺里面占據(jù)一席之地，亦或是新來的女官甄宓那套裙裝真漂亮,身材真窈窕，若是能那啥，便是那啥啥……

『大漢之風，又是有些變得輕些了……』

堂內，坐著的都是大儒。

或者說，是一定程度上，被認可的學者。

除了龐統(tǒng)荀攸等大員之外，還有鄭玄，司馬徽，黃承彥，龐山民，令狐邵，崔林，譙并，董永，張裔，王沖等等……

這些人當中,有一部分的人比較有名,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只是在部分區(qū)域內有些名頭,但是不管怎樣,今日坐在堂內，都代表了一個相同的身份，就是三色旗幟之下的帶鹽人。

大漢需要帶鹽人。

若是大學者不做聲，難不成天天去聽小學徒咋呼么？更何況小學徒也未必能發(fā)聲。

這就是斐潛應對之法。

嗯，其中的一環(huán)。

在青龍寺當下，有了越來越多的話題被挖掘出來的時候，斐潛覺得，有必要將這些學者都召集起來，相互通個氣，以免在某些環(huán)節(jié)的時候出現(xiàn)誤傷，亦或是不小心導致了整體思想上的偏差，至少不能被潁川的風給吹歪了。

這個氣，就是風氣。

大漢風氣。

有時候這個話題會顯得比較空泛。

可對于當下的這些人來說，這個話題剛好。

因為斐潛就是要讓這些人在青龍寺里面去帶領，去轉變?；蛟S就像是曹操一樣，去面對荊棘，去舉刀砍伐。又比如管寧的『薄葬』理論。這個切入點其實很好，但是當下撬動的也僅僅是其中一點，而斐潛需要帶動整個的面。

當斐潛說『大漢風氣』的時候，眾人就相互看了看，或是沉思，或是振奮。

因為，文人其實比較喜歡『風氣』這個詞的，有時候動不動感慨，亦或是指點江山的時候，就喜歡用上這個詞語。

斐潛所，自然也不是隨口亂說。在整個大漢，從西漢到東漢期間，風氣確實略有變化。有時候說『風氣』此詞太空，但是又是大漢上上下下在社會生活當中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行，或者說是一種社會群體心理和群體意志的外在表現(xiàn)，也是大漢文化精神面貌的重要表現(xiàn)之一。

『漢初，偏急，偏輕，銳氣有余，而沉穩(wěn)不足?！混碀摼従彽恼f道，『時有楊子云有曰，當取重去輕，取四重，去四輕，以重、重行、重貌、重好為佳。重則有法，行重則有德，貌重則有威，好重則有觀。故以輕求重，乃漢初之風，輕則招憂，行輕則招辜，貌輕則招辱，好輕則招淫。子亦曰，「君子不重，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」是也，其意乃相合也?！?

斐潛說到了楊子云，川蜀幾名學子的腰桿明顯挺直了一些，神采也略有飛揚狀。畢竟這個曾經(jīng)的川中翹楚，也算是給川蜀好好的漲了一波臉。

在兩漢的時代風云變化之中，從漢初最開始的『輕狂』到了后期求其『穩(wěn)重』，這也是符合時代發(fā)展規(guī)律的事情，幾乎在每一個朝代開始的時候，都會走這樣的一個過程，但是因為前秦太短，而漢代算是第一個長期大一統(tǒng)的中央集權政體，自然更有些別樣的意味。

鄭玄點了點頭說道：『漢初多狂放急切，君臣無禮而立，以至有飲酒爭功，妄呼以醉者，更有甚者當庭拔劍恐嚇擊柱之輩，皆因無禮而起，狷狂太盛之故?！?

斐潛微微點頭。

基本上來說，每一個王朝在草創(chuàng)期，都會遇到的『一百五』定律。一百五十人以下，管理者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別的規(guī)章制度，以人格或是魅力就可以直接進行有效的領導，而一旦突破一百五十這個人數(shù)，各種各樣的問題就體現(xiàn)出來了……

這個定律或許有些偏頗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說明了組織架構管理上面的問題。就像是當下，斐潛的政治集團逐漸的擴大，最底層的官吏和斐潛的距離在被不斷的增大，除了在斐潛身邊的這一群人會比較容易的接觸到斐潛，并且受到了斐潛的影響之外，那些中層，或是底層的官吏在長期外放的過程當中，會不會出現(xiàn)一些問題？

水鏡先生司馬徽也說道：『漢初叔孫通依世諧俗，制定朝儀，以定規(guī)矩，乃分輕重，此為長治久安之要也……』

對于在廳堂之內大多數(shù)參會者來說，都覺得自己能夠參加此次的會議，是代表了一定意義上的創(chuàng)舉，甚至可以說將見證，或是奠定了將來大漢治國理政的基礎和標準，每個人都十分的興奮，在鄭玄和司馬徽開頭之后，便是這邊一那邊一語的議論了起來。

儒家么，似乎先天對于這種『禮儀規(guī)范』就很有興趣。

斐潛一邊聽，一邊讓王昶和諸葛瑾在一旁記錄。

整個執(zhí)政的風氣，是從上至下的。

這一點毋庸置疑。因為下面的風都是散亂的，若是要以下面的為準，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頭昏腦，毫無頭緒。

所以只有在政治層面上的風氣統(tǒng)一了，才會對于整個大漢社會層面造成影響。

就像是西漢初期，因為上層政治層面的原因，導致很多時候為了解決問題，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種法律法規(guī)，而這些法律法規(guī)又因為相互之間沒有很好的系統(tǒng)化，最終導致相互違背，甚至沖突。

西漢當中就有記載說當時的『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……文書盈于幾閣，典者不能遍睹』，說明大漢當時即便是專門的法律工作者，也無法適應這種混亂且無序的律法，更談不上利用律法來有效的解決糾紛，調理社會沖突了。

以至變成了，『人輕犯法，吏易殺人』！

動不動就出臺一個什么新法規(guī)，根本不講究什么相互關聯(lián)，也不管什么后續(xù)影響，顧頭不顧腚的法律法規(guī)，使得在漢武帝之時酷吏橫行。這些酷吏或許有個別人是忠心為國，但是絕大多數(shù)都是借著雞毛當令箭，以各種拗口混亂的法律法規(guī)謀取個人私欲，『剛暴強人』，害人不淺。

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吃過了苦頭的大漢上層建筑開始轉變了風向，開始求謹求厚。

東漢光武帝中興之時，光武帝自己就非常嚴謹，持重避輕，不浮夸不奢靡，『身衣大練，色無重彩，耳不聽鄭衛(wèi)之音，手不持珠玉之玩』，有這樣一個皇帝在前，大臣們自然也必須保持一致。

嗯，至少在開會的時候保持一致。

另外一個方面，因為劉秀約束自己，所以他也對大臣，尤其是功臣較為寬厚。他常告誡功臣『宜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戰(zhàn)戰(zhàn)丈饕蝗鍘！

這無疑是比較成功的，在光武帝時期的功臣，多數(shù)能夠善終。不像西漢開國將帥彼此間常常怒目相向，甚至刀兵相見，爭功爭賞，人腦子打出狗腦花出來……

而當下斐潛召開這樣的一個會議，就很自然的被眾人認為是類似于光武帝這樣的舉措，是為了提前安排和告誡群臣，要約束自身，要兢兢業(yè)業(yè)。